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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邪教教主的末日
作者:张文良   来源:中国民族报   日期:2019-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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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7月6日,日本奥姆真理教教主麻原彰晃(原名松本智津夫)被执行死刑。与他一起被执行死刑的,还有犯下多重罪行的原教团骨干分子早川纪代秀等6人。

实际上,麻原彰晃及其教团骨干分子被逮捕是在1995年5月,而麻原彰晃被判处死刑是在2006年9月。许多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受害者及其家属对迟迟没有对他们执行死刑心怀怨愤。正义可以迟到,但却从不会缺席。麻原彰晃这一混世魔王及其同伙终于走向他们该去的地方。人们在庆幸正义得到伸张的同时,也从不同角度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度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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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地铁沙林事件时照片

虽然过去了23年,但东京地铁沙林事件仍时常被人们提起。1995年3月20日上午8点,在上班高峰期的地铁中发现剧毒沙林。此事件造成13人死亡,6300人受伤,东京一时陷入巨大混乱之中。因为沙林毒气是在战争中都被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所以在和平时期针对无辜平民发动毒气攻击的行为震惊了世界。当人们知道发动恐怖袭击的竟然是国家认可的宗教团体时,这种震惊更是可想而知。

善良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一个打着追求幸福、追求精神解脱旗号的宗教团体,何以走上反社会、反人类的邪路?人们首先想到的原因当然是教主麻原彰晃的个人品质问题。

麻原彰晃出生在一个贫困家庭,从小视力有问题。本来,他是可以就读于一般学校的,但其父母为了省钱(残疾人学校的学费有国家补贴),把他送到了寄宿制的盲童学校就读。因此,麻原彰晃有着强烈的自卑感和被遗弃感。与这种负面情感成比例的,是他盲目的自负感和自大狂倾向。在校期间,麻原彰晃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但一直宣称要考到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其渴望得到别人认可、甚至得到别人崇拜的性格在少年时就显露出来。走上社会之后,麻原彰晃自负、偏狭、极端的性格几乎必然地招致与社会的冲突。

又比如,最早因为无执照贩卖药品被行政处罚,教团的宗教法人资格迟迟不被批准,教团屡屡被起诉,教团成员参加国会议员选举全部落选等。在与社会的这些冲突中,麻原彰晃虽然每次都是过错方,但他从不反省自己,总认为社会在与自己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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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原彰晃

随着奥姆真理教教团规模的扩大,也随着在教团内部被神圣化,麻原彰晃变得更加不能容忍社会对自己的批判或对自己利益的威胁。为了维护自己和教团的利益,他不惜用恐怖活动来对抗和报复社会。早在1989年,麻原彰晃就指派手下杀害坂本堤一家,只因坂本律师曾为教团受害者发声。在灭门现场,坂本的妻子苦苦哀求放过她一岁的孩子,但这些人还是毫无人性地对孩子也下了毒手。

奥姆真理教走向邪路与教主麻原彰晃的邪恶品质有直接关系,但又不能仅仅把它归咎于教主一个人。实际上,人们早就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教团干部中,出身日本名校的所谓知识精英不在少数。如教团二号人物、 “科学技术省大臣”村井秀夫是大阪大学硕士,“科学技术省次官”丰田亨是东京大学物理学硕士,“法务大臣”青山吉伸毕业于京都大学法学部。这些知识精英本来完全可以过上中产阶级的体面生活,是什么原因让他们自愿放弃世俗社会的一切,进入奥姆真理教教团并最终走向犯罪?

奥姆真理教成立于1984年。当时的日本经历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和70年代的石油危机,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但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必然地带来人的精神满足和幸福指数的提升。相反,在基本生存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的精神需求似乎变得更为迫切。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自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出现“新宗教”的热潮,大量面向年轻人的新兴宗教团体涌现出来。

奥姆真理教的教义混合了原始佛教、藏传佛教、瑜伽和末世信仰等,其宣扬的特异功能、神秘主义、末世思想等,对于涉世不深、对正信的宗教没有知识的年轻人有很大吸引力。如原教团干部野田成人在进入东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87年)之后,原本立志获得物理学诺贝尔奖,但当发现周围的同学都比自己优秀时,顿生幻灭之感。这时候,野田成人在书店看到介绍奥姆真理教的书籍,顿时被吸引住,价值观也发生了180度的转换。可以说,奥姆真理教并不能说是一个疯子和一群傻子的宗教,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理智健全甚至聪明的头脑也可能受到蛊惑,从而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

奥姆真理教在教团内部标榜通过修行获得“最终解脱”、成为“至高的存在”,但实际上,教团弟子接受的是彻底的“洗脑”教育。首先弟子要对教主绝对服从。教团内部实行严格的等级制,普通信众不仅要无条件服从教主的命令,也要服从教团干部的命令。如果对上级的命令表示怀疑,就会被威胁“下地狱”、被关禁闭,甚至还有欲脱离教团的信徒被秘密处死的事件发生。由于长期在与世隔绝的封闭环境下生活,信徒陷入一种思考停止的状态,教团变成一种只听从一个人指令的狂信集团。更为可怕的是,教团还宣扬一种杀人哲学。如“破瓦”原本是藏传佛教的一种修行方法,而麻原彰晃却曲解其内涵,认为它是让那些犯下“恶业”(不服从者)的人往生“天界”的手段。“成就者”杀死反对自己的人不是杀人,而是一种“救度”。麻原彰晃的手下之所以能够冒天下之大不韪,毫无人性地杀人、施放毒气,与他们长期接受这套杀人哲学的教育有密切关系。

奥姆真理教事件发生后,日本社会从多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为了杜绝再次发生类似的惨剧,日本政府在制度上、政策上作了许多改进。首先是对宗教法的修订。日本的《宗教法人法》是1951年颁布的,该法虽然贯彻了政教分离、宗教自治的原则,但完全排斥公权力的介入,这也是邪教团体得以坐大的原因之一。奥姆真理教事件之后,修改宗教法、加强对宗教团体管理的呼声不断高涨。鉴于这一形势,经过和民间的广泛协商,政府对《宗教法人法》进行了修订。内容主要包括:跨县、市开展活动的全国性宗教团体的管辖权,由地方政府转移到中央政府;教团的信徒等利益相关者可以查阅包括财务账目在内的教团信息;政府相关部门如果发现教团存在可疑之处,可以对教团进行调查。这次修订,改变了“宗教团体性本善”的理念,在充分尊重宗教团体的自治权和自律性基础上,督促增强其透明性,依靠教团信徒的民主权利防止教团出现邪教化。

另外,日本的知识界也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反思。如上所述,那么多名校毕业生加入奥姆真理教,并且成为凶恶的罪犯,这反映出日本的教育出现了严重问题。战后,出于政教分离的原则,日本的国立大学和公立大学不允许有宗教教育。如此一来,大多数日本学生没有机会在学校接触任何关于宗教的正确知识,因此在遇到新兴宗教团体的劝诱时缺乏起码的鉴别能力,很容易产生盲目的信仰。2009年3月,日本知识界成立了由120所大学组成的“全国反邪教大学网络”,通过在各大学举办相关课程、演讲会等方式,向大学生宣讲宗教的知识以及识别和抵制邪教劝诱的方法,并对那些误入邪教团体的学生提供各种帮助。由于青年学生是邪教团体劝诱的主要对象,所以在大学校园普及宗教的知识、提高学生对邪教的免疫力是抵制邪教渗透的有效手段。

当然,从根本上讲,邪教问题不只是宗教问题而更是社会问题。日本的传统社会是基于“村缘”即村落共同体而成立的人情社会,人们的婚丧嫁娶和日常生活都是在与家族、邻居、亲戚的社会网络中进行。而在工业化时代,“村缘”解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社缘”,即公司同事之间的关系。然而,随着日本终身雇佣制的解体、大量非正式员工的采用,“社缘”也不复牢固。再加上日本民族内敛、保守的性格,大量的年轻人成为“无缘”的存在。以往的“村缘”和“社缘”不仅仅是生活的网络,也是情感网络和精神网络,人们在其中享受到情感的慰藉和精神的满足。在“无缘”的时代,人的灵魂如何安置成为一大社会问题。邪教在都市之所以能够获得大量信徒,正是因为邪教为这些“无缘”的人提供了一个虚幻的“教缘”。许多原奥姆真理教的信徒回忆入教的机缘,往往只是麻原彰晃一个“亲切”的电话。在网络时代,如何维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不仅是日本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课题,也是中国社会需要思考的课题。(本文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Jacking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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