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迷反伪 / 破除迷信

佛教与生命关怀的实践——“生死学与生命关怀”国际学术论坛成果综述
作者:吕方芳 王丰硕   来源:《法音》杂志   日期:2019-03-05
打印

“生死学与生命关怀”国际学术论坛于2018年11月3日至4日在上海玉佛禅寺举行。本次论坛邀请了海内外专家20余人,围绕佛教生死观、安宁疗护、临终关怀、乐龄教育、临床宗教师等议题展开讨论,在建构佛教生死学理论体系、探索生死学学科本土化模式、引介临床宗教师培养机制、分析安宁疗护现状及未来方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佛教可为生命关怀提供思想文化土壤

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上海玉佛禅寺住持觉醒法师在致辞中说,随着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普及生死学教育,推动我国临终关怀事业发展显得尤为重要。佛教对生死大事的深入探究,为构建本土化的生命关怀体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土壤。近年来,玉佛禅寺在生命关怀领域展开了积极的探索和尝试,已与两家社区卫生中心携手开展临终关怀实践项目,为寺院义工和临终关怀志愿者提供实操培训。

建设佛教生死学理论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核心是探究生从何来、死亦何往的生死智慧。佛陀,初因生死大事而逾城出家,在菩提树下彻悟生死实相。如何从佛法中挖掘生死智慧,探索适应当代社会的生死学理论,是与会者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泰国摩诃朱拉隆功大学国际佛教研究院阿难法师在题为《原始佛教“念死”探究》的论文发表中指出,佛陀让弟子通过八种“念死”禅修来防止放逸,如此修行则会克服一般人遇到死亡的恐惧心理,于来生或证果得道,皆有利益。

新加坡佛学院净月法师(Rangama Chandawimala Thero)指出,“念死”的修行方法并非只有消极的作用,反而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例如,2012年密苏里大学维尔教授(Kenneth E. Vail)的研究表明,通过“念死”的修行方法,人们变得更具慈悲心,更乐于帮助陌生人。

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认识到恐惧生死的根源在于“我执”。香港大学的月宝教授(G. A. Somaratne)在题为《早期佛教中的三种存在性痛苦:出生、衰老与死亡》的论文发表中提出,众生执着五蕴为“我”,从而产生了对出生、衰老、死亡的痛苦体验。相反,阿罗汉了悟了十二因缘的缘起规律,去除了无明“我执”,因而不会再经受凡夫的三大存在性痛苦。

佛教对生死的关注,不仅限于通过日常修行教导来帮助人们更好地面对死亡,还包括对临终一刻的关注,让生命获得解脱与升华。中华维鬘学会名誉理事长郑振煌教授详细叙述了佛教的业感缘起学说,认为汉传佛教的“中有”理论等同于藏传佛教的受生中阴,而生命关怀的关键点就在于生前死后、死后生前的中有阶段。

香港中文大学禅与人类文明研究中心学愚教授在题为《佛教“中有”理论与生命临终关怀研究》的论文发表中,梳理了南传佛教和汉传佛教关于“中有”的思想。他认为,在早期佛教经典、初期大乘佛教经典中,人死后遵循善恶业因果报即时往生下一生,临终一念最为关键。佛教的中有理论为中国慎终追远的死葬文化提供了实践方向,并且和祭祀伦理及祖先崇拜相结合,创造出中国佛教特有的宗教仪式,帮助亡者顺利通过中有阶段,往生善趣。

在临终者往生的关键时刻,陪护者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英国伦敦大学尕玛给博士(Aruna Gamage)认为,虽然陪护者可以帮助临终病人沐浴、清洁、更衣,但是陪护者的语言关怀更加重要,语言关怀方式包括对病人的指导、鼓励、激励,可以让病人变得平静而乐观。

台湾屏东大学林其贤教授在题为《佛教原始经典中的临终关怀》的论文发表中提出,佛教临终关怀的核心在于关怀生命的提升与解脱。面对他人的临终,人们可以扮演探病、说法、陪病、求法、通告消息等各种角色,这与现代缓和医疗“四全照护”的某些理念不谋而合。在发表中,林教授针对时下引起热烈争议的“安乐死”问题进一步指出,佛教反对安乐死的立场不会松动,对于由病痛、失智、失能产生的临终痛苦,佛教认为“除非临终者具备不受后有的能力,或是在动机上没有贪爱怨恨,否则今生的自我了结会带来强大的负面业习”。

一些研究者还为生死学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思路,比如以般若空性为核心,关注临终一念的重要性。佛光山副住持、南华大学生死学系教授慧开法师在论文《解读“死亡”的自然机制与奥秘》中提到,死亡作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蕴含着生命的终极奥秘,但因人类的无明烦恼使得一般大众不敢面对死亡。慧开法师提倡顺应肉体生命自然死亡的历程,把握生命的最后时光以求往生,实践“生命永续经营”。

台湾大学哲学系蔡耀明教授依据阿含、般若经典论述了佛教的生死智慧,发表了题为《以佛教时空哲学为视角的生死洞察》的论文。在论文中,蔡教授着眼于生死与时空之共构,提出了四种生死出路。他认为,这四种生死出路可落实在往生人间、特定天界或特定佛土,也可选择完成解脱道或菩提道的修行。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王雷泉教授依据《维摩经》中探究生死,认为人的生命并不局限于五蕴聚合的色身,还有无尽心识的流转,我们应假借色身,进修法身,最终明心见性,觉悟成佛,实现生命的终极意义。他提出,佛教对生死的探究是“体”,即佛教为解决生死提供了终极原理,而人们将这些原理运用到生死的实践中去,这就是用的部分。所以,生死学是介乎体与用之间的具有实用操作方式的学科。

探索生死学学科本土化模式

“现代生死学”是傅伟勋先生提出的重要哲学理论,肯定了生与死的一体两面,倡导建立以“生死”为中心的学科体系。基于佛教对生死的看法,与会学者从生死学学科设置、灵性教育、乐龄教育等角度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生死学学科模式。

广州大学的胡宜安教授在题为《沟通生死、转识成智:生死学学科建设的核心价值取向》的论文发表中,对生死学学科的本土化定位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学习生死,即是对人之生与死各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而学会生死,则是在学习生死的基础上构建人生智慧与死亡智慧来应对这些复杂的生死问题,并进而去解决人生问题,超越死亡问题。在此基础上,生死学的核心价值在于:(一)关注普通生命,舒缓生死紧张,是生死学的根本出发点;(二)研究生死问题,澄清生死迷境,是生死学的基本立足点;(三)构建生死德性,提升生死智慧,是生死学的最终落脚点。

中国生命关怀协会调研部常务副主任施永兴教授在论坛上提出,应将佛教思想和中医哲学纳入本土化生死学学科的体系建设中去。他在题为《佛教文化与中医药和安宁疗护》的论文发表中强调,安宁疗护是一种态度,是一种生死教育。中医哲学与安宁疗护的整体理念之间有相似之处,如都提倡对病人的关怀“应从躯体、心理、精神、生活状态和经济能力多方面统筹,即生理、心理和社会的照护”。而佛教中的“死有”概念与安宁疗护的“临终前”在广义上也相一致,佛教在很多方面可以助力安宁疗护工作。比如《佛说无常经》就专门论述了如何帮助临终者,“可谓佛教的临终关怀操作手册”,而佛教的临终助念,也可以成为决定死亡质量的重要因素。要言之,在安宁疗护中引入人文关怀服务,可以在临终阶段维护患者尊严,提高患者及家属生命质量,将佛教教理、中医哲学与安宁疗护相结合,可以拓宽临终关怀服务中的应用渠道,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命关怀模式。

灵性教育、乐龄教育作为生死学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论坛的讨论内容之一。法鼓文理学院的辜琮瑜教授从自己面对父母和师父死亡的亲身经历出发,指出与死亡相关的书籍与论述都不过是关于死亡的知识,而在实际面对生死现实的时候,知识能够起到的帮助是极为有限的。因此,辜教授认为,灵性课题才是生命关怀研究的本质课题,无论关怀是否外显于宗教,都应着重灵性的滋养与增能。

高雄师范大学教育系张淑美教授在题为《生命与教育的灵魂——灵性健康与灵性教育》的论文发表中谈到,全球环境危机是内在灵性危机的外在显现,灵性“可说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内涵,也是生命意义与目的的来源……教育没了灵性,也就失去了教育的根本目的与宗旨”。临终者的灵性需求,包括对生命价值的回答、对痛苦及死亡意义的回答、对信仰系统的回答等,通过照顾临终病人的灵性需要,也可以提升我们自身的灵性健康水平。

作为生死学学科的分支,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也是构成生死学学科建设的重要一环。台湾中正大学陈雪珠教授向与会者介绍了在台湾发展十年有成的“乐龄学习方案”,提出了四种类型的操作模式:(一)学科统整模式;(二)多元操作模式;(三)自主团体模式;(四)特定对象模式。其建议具体包括:一是政府成立跨部门的专门组织,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委托相关领域专家成立专案研究,培养乐龄学习的人才,并建立培训与认证的制度;二是将乐龄教育纳入正规教育体系,编列专门的预算、人员与配套评核机制;三是根据学习者的不同背景,制定针对性的操作模式;四是创设不同年龄层的综合性、多功能的终身学习场所,以满足不同学习、生活的需求。

引介临床宗教师培养机制

“宗教师”(Chaplain)一词最早源于基督教神学,是指牧师或神职人员到教堂之外为人们提供宗教服务。随着临终关怀事业的发展,在台湾地区和海外众多国家都已经有神职人员、佛教僧侣等走进病房,为临终患者提供心灵关怀服务。

日本学者川本佳苗、中国学者张凯在题为《以佛教为中心探讨宗教与临终关怀的关系》的论文发表中提到,“临终关怀”一词在日本的使用始于1977年,多指以癌症或艾滋病末期病人为关怀对象的缓和医疗服务,一直以来主要由基督教神职人员承担相关工作。1985年,田宫仁提倡的“僧院、精舍”治疗,开启了日本佛教界对终末期患者的治疗服务。1993年,京都佛教大学开设的“佛教看护课程”,是佛教价值观与临终关怀相互融合的先驱性尝试。 两位学者在论文中强调,宗教性治疗在终末期医疗上拥有无限的可能性,令广大众生怀抱信仰、克服恐惧、宁静地等待死亡,这是宗教实践的基础以及对社会所能作出的贡献。

美国联合神学研究院的内森·米衷博士(Nathan Michon)在题为《学会倾听——佛教布教师培训制度及其对安宁疗护的影响》的论文发表中,介绍并比较了美国和日本的宗教师培养体系。他认为,宗教师课程应该着重培养以下能力:聆听与回应能力、慈悲与关怀能力、跨信仰与跨文化沟通能力和完成“仪式”的能力。

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学中心担任临床宗教师的凯伦博士(Karen Nelson Villanueva),基于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大家分享了咒语和冥想在临床方面对缓解焦虑的作用。自1963年临终关怀服务在美国开始出现以来,已经获得了迅猛发展。作为临终关怀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师的主要工作在于聆听患者的人生故事,关注患者未完成的梦想,并通过特定的技巧达成目标。她认为,佛教的咒语和禅修是非常有效的技巧,通过念诵咒语,可以改变病人对自己的负面评价。声音的神奇疗愈作用可以启发我们的慈悲心,从而达到身体深度放松、净化心灵的作用。

分析安宁疗护现状及未来方向

日本京都大学的卡尔·贝克教授(Carl Becker)在《佛使尊者之死:日本佛教徒对医疗精英制度的批判》一文中提到,泰国高僧佛使尊者虽然生前签署了放弃医学急救的声明,但是在病危的时候依然被送往医院抢救。这一事件引发了伦理讨论,即是否应当尊重病人的意愿。卡尔教授以日本为例进行探讨,认为日本医疗制度是对英美医学体系的模仿,但是英美医学制度是建立在四个哲学原则基础之上,即知情权原则、自主权原则、第二参考意见原则和信息披露原则,而这些在日本是缺失的。在日本文化中,上述原则的实施具有很大的困难。日本面临的困境,在泰国也同样存在。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付芳教授在论文《临终关怀决策影响因素探究》中提出一个问题:“人们为何愿意接受临终关怀服务”。通过对2017年3月到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康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舒缓病区以及临汾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临终关怀病区的18名晚期肿瘤患者家属的调研,她认为晚期肿瘤患者家庭照料者的生理、心理、精神、苦难环境、社会经验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他们是否选择临终关怀服务。

上海仁济医院陆钦池教授在题为《上海与国际安宁舒缓疗护研究初探》的论文发表中介绍了国内及国际的安宁疗护现状。陆教授提到,自2012年起上海市将“病房和居家舒缓疗护”列为2012年市政府民生项目,在全市18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设立“舒缓医疗”病房,至2015年上海市实施试点的舒缓医疗单位有76家。他指出,(一)上海已将舒缓疗护融入到医疗卫生体系;(二)政府支持对舒缓疗护持续发展至关重要;(三)区县舒缓疗护机构分布不均,尚未形成网络体系;(四)各区县临终关怀质量指数与该区域政策及财政投入密切相关;(五)临终关怀以照料服务为主,团队应向患者提供身、心、灵、社等全面支持。

上海中医药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研究员荆丽梅在总结讨论中指出,医疗科技的进步虽然给人类的健康水平和健康结构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加速了老龄化进程。预计到205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可能会占到24.41%,养老负担非常沉重。与此同时,伴随医疗资源、技术进步,也产生了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和医疗资源浪费等问题。在我们的人生旅程中,可能80%的医疗费用都用在生命最后两周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这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需要我们以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审视。她也指出,在安宁疗护事业上,无论病床使用率还是社工队伍规范化培训方面,我们都尚且缺乏经验。虽然基层医疗机构是当前开展安宁疗护工作的主体,但必要时也应该考虑让社会资本能够有效介入到这项事业中来。

通过两天的讨论交流,与会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在生死学学科建设、灵性关怀体系构建、安宁疗护项目开展等方面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汉传佛教应当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参与构建本土化的生命关怀体系,这也是人间佛教精神在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方面得以落实的具体表现。此次“生死学与生命关怀”国际论坛论文集将于2019年正式出版发行。

编辑:Jackingsoul

分享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