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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活动特点成因及工作对策
作者:河山   来源:薄荷茶社   日期:2018-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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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阐述了当前农村地区邪教组织的成员众多,发展蔓延迅速,群众盲从迷信心理严重、转化难度大等活动特点和严重损害群众身心健康,迫害社会家庭稳定,侵蚀基层政权,危机党的执政地位等严重现实危害;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多个方面。深层次剖析了农村邪教组织发展蔓延的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并从建立健全防范处理长效工作机制,从根源上消除其滋生蔓延的土壤入手,提出加强农村政权建设、丰富农村文化生活、开展警示宣传教育、落实富民教育、加强职能部门工作等切实可行的防范处置对策建议。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宗教政策逐渐放开,一些邪教组织纷纷衍生,它们打着宗教的旗号,以强身健体、消灾避难为幌子,以成佛、升天、进天堂为诱饵,利用农村地区群众文化素质普遍偏低的特点,大肆发展成员,进行组织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群众的心身健康,对国家安全和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构成现实威胁。

一、 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活动特点

当前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活动最突出特点就是:成员众多,发展蔓延迅速,群众迷信心理严重,转化难度大。

(一)成员特点。由于各类邪教组织在教义上迎合的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人格上偏执型群体,因此,其成员范围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女性居多。“男尊女卑” 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新中国建立后,虽然我国实行男女平等政策,妇女得到解放,但是在文化和经济落后的农村地区,男尊女卑现象依然存在,女性依然处于一种弱势地位。邪教组织的“升天”、“进天堂”和“成佛成道”,迎合了农村妇女摆脱弱势地位的心理需求,因此,各邪教组织成员的共同特征就是女性居多,约占成员总数的70%上。

二是40岁以上居多。中国自古就有“四十不惑”之说,也就是说四十岁是人生的转折点,通过几十年的拼搏人到了四十岁在精力、体力、生理上出现下滑,在事业一事无成,家庭生活负担加重,身体疾病显现的情况下,部分人出现迷茫,为寻求解脱加入邪教组织。四十岁以上人群依然是约占邪教组织成员总数的70%以上。

三是文化程度偏低者居多。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教育投资与农民收入相差太大,导致农村地区教育落后,教育的落后直接影响了人们的分辨能力的下降,给邪教组织孳生、发展蔓延提供土壤。据统计,在邪教组织成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约占80%以上,其中冒用宗教邪教组织成员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者约占90%以上。

四是低收入群体居多。低收入群体是当今社会公认的弱势群体,由于自身能力弱或其他原因导致入不敷出,加上社会分配的不公,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等因素,使这一群体将精神寄托给虚无飘渺的“神”。这一群体占邪教组织成员总数的80%以上。

五是家庭生活不和谐者多。父母包办婚姻,家庭负担重,夫妻生活不和谐,性格的差异等诸多因素是导致家庭生活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家庭生活的不和谐促使家庭成员寻求精神寄托,部分心理不健康者便误入歧途,加入邪教组织。这部分人约占邪教组织成员总数的50以上。

六是偏执性性格多。偏执型性格从医学角度属于精神疾病的一种,这一性格群体性格内向,认死理,不会或不愿与人相处,容易走极端,在社会上属于钻牛角尖型人物,一旦遭遇挫折便怨天尤人,不知从自身找原因,受到邪教组织迷惑后便沉迷其中不可自拔。这一群体约占邪教成员总数的10%左右。

(二)活动及特点。近年来,随着公安机关对邪教组织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为逃避打击,一些邪教组织改变策略,变换手法,其活动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一是组织体系严密,活动更加诡秘。各邪教组织历经打击,其组织体系更加严密,活动更加诡秘,上层骨干分子隐藏幕后,遥控指挥,骨干成员之间使用化名联系,一般骨干定期进行反侦察培训,还有的邪教组织利用合法身份做掩护建立联系点、接待家、聚会点做为活动场所。如开办商店、理发、汽车修理、饭店等,有的甚至挖掘地道、地下室。邪教组织难以掌控,有的即使被公安机关查获也是装疯卖傻、一言不发,审查工作难以突破。

二是上网下载、印刷、制作反动宣传品向农村转移。通过互联网实现“境外策划,网上指挥,境内实施”是法轮功等邪教组织最直接、最便利的指挥方式。过去一般认为上网下载、印刷、制作邪教宣传品等有一定科技含量的邪教组织活动主要集中在城区文化层次较高的群体,但是从近几年工作情况看,类似案件却多发于农村地区。邪教组织骨干分子利用农村地区面积大、空房多、居住分散、管理难等特点,以“遍地开花”方式,教授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成员成立家庭资料点、小作坊,制作、印刷反动宣传品。

三是其他邪教组织走出农村,逐步向城区发展。2000年以前,其他邪教组织发展成员主要针对地处偏远、经济落后、文化层次低的农村地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外出务工、经商等活动的增加,其他邪教组织趁机向城区发展蔓延,特别是2005年以后,其他邪教组织纷纷在城区建立接待家、联系点大肆发展成员。如“门徒会”邪教组织产生于偏僻的陕西省耀县,其上层骨干成员均为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农民,受农民自卑心理影响2000年以前其发展方向主要是广大农村,从莱西市的情况看,2005年以前的“门徒会”活动主要集中在农村,但在2005年以后,“门徒会”邪教组织在城区的发展蔓延明显加快。

四是以聚敛钱财,以财养教(功)。聚敛钱财是各个邪教组织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各邪教组织打着“教内救济”、“向神奉献”和“救助流离失所同修”等名义大肆聚敛钱财,有的提出“一千不多,一百不少,就看人心”。受邪教组织蛊惑,一些信徒宁肯少吃也要省钱上交,还有的信徒把家中为病人治病的钱拿出来上交。如侦破的马连庄镇法轮功组织案件,该镇“法轮功”成员每年上交资金总数都在10万元以上;河头店镇前“法轮功”人员刘美花一年“为大法做贡献”18000元。各邪教组织利用募集上来的资金,发展组织,壮大队伍,进行各类违法犯罪活动。

五是有低龄化发展趋势。邪教组织低龄化发展趋势在“法轮功”组织上表现最为明显,一些“法轮功”分子将境外网站上的反动内容做为事实向子女灌输,宣传仇恨,还有一些因父母从事“法轮功”活动被劳教、判刑而仇视社会、仇视政府,出现了“法轮功”新生代,他们有的在明慧网上散布谣言攻击政府,有的在学校公开传播“法轮功”,更有甚至者在学校发展成员,鼓动同学抵制中国近代史课程。

六是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违法犯罪出现端倪。以往总认为农民文化层次低,电视插播等高科技违法犯罪离农村地区很遥远,但是从近年出现的多起“法轮功”电视插播未遂案件告诉我们,邪教组织利用高科技犯罪就在眼前。从发生的两起未遂案件看,作案人均为小学文化,作案人只要按照明慧网教授的作案步骤,到市场上购买公开出售的相关器件进行安装就能实施高科技犯罪。

(三)现实危害。虽然各邪教组织冒用宗教气功名义,打着“强身健体”、“行善积德”、“做好人”等幌子,但“惑众、乱世、夺权”是邪教组织必然发展轨迹,从近几年工作发现的情况看,其政治目的和社会危害日益显现。

一是制造、散布谣言。制造、宣扬大劫难和世界末日学说是各邪教组织蛊惑信徒的通用手法,由于农民文化水平低,辨别能力差,迷信思想严重等因素,促使农民容易相信和传播谣言,给农村地区邪教组织成员中巨大心理压力,部分地区一度出现信徒有地不种或变卖家产一心等待世界末日和大劫难到来现象。

二是严重损害群众的身心健康。邪教组织利用农村经济落后、缺医少药和迷信心理严重特点,散布邪说,或将疾病解释为“业力”,或将疾病解释为“有罪”,只有通过祷告或练功才能消除“罪”和“业”。受其影响信徒有病不敢求医,只能寄希望于“祷告治病”或“练功消业”,致使病情延误治疗,有的甚至死亡。

三是破坏家庭,造成社会不稳定。邪教组织成员沉迷其中不能自拔,有的痴迷于歪理邪说不安心生产,有的对家庭事务不管不问甚至长年在外“传道”,有的利用“色相”、“群奸群宿”、“老少配”方式拉拢群众入教,有的受邪教教义约束夫妻生活淡漠,甚至不过夫妻生活等,严重破坏了家庭的和睦,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

四是破坏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建立“神的国度”是冒用宗教名义邪教组织终极追求,将农村基层干部做为优先拉拢、发展目标。特别是门徒会邪教组织,该组织自2000年以来,随着成员的迅速膨胀,已经不满足于以往暗中偷偷摸摸发展成员的做法,将村干部称为“君王”,利用农村换届选举等环节,鼓励信徒把村干部做为重点发展对象,并制定奖励政策对“有功”人员进行奖励;2006年,“门徒会”邪教组织一度以建立“福音村”为重点,企图农村政权“福音化”。

五是危及党的执政地位。《九评共产党》是法轮功邪教组织与境外敌对势力相互勾联的产物,该宣传品集断章取义,歪曲事实,谣言惑众之大成,以最恶毒的语言攻击党的领导,企图在意识形态上搞乱中国的反动书籍。《九评》的推出迎合了法轮功练习者的阴暗心理,成为近年来法轮功传播的主要宣传品之一,在农村地区,群众很少买书定报,特别是政治类刊物几乎没有接触,《九评》的传播某种程度上占领了农村宣传阵地,严重扰乱了群众思想,党的执政根基受到威胁,危害极大。

二、 农村邪教组织发展蔓延的原因

邪教组织发展蔓延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但在农村地区发展蔓延却有着独特的一面。

(一)经济落后,文化生活贫乏。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八亿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依然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的“惠农政策”落实以来,农民的物质条件改善了,农民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但不难发现,在有的农村,提供给群众的文化娱乐设施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原有的娱乐场所另作他用,农民群众想健康娱乐也“无定所”了。群众业余文化生活不够丰富,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由于农民群众精神生活空虚,无所寄托,对邪教的本质和危害缺乏正确判断,容易受邪教的影响和侵蚀。

(二)受亚文化影响,传统迷信思想根深蒂固。封建迷信在当代属于亚文化范畴,是处于社会边缘人群信仰的一种不被主流社会所认可的次文化,我国是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国家,统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把封建迷信做为统治人民的主要工具,在建国前的漫长岁月里,各种迷信活动逐渐成为一种“亚文化”,在某些朝代甚至成为“主流文化”。特别是自汉朝以来,随着外来宗教的传入,迷信与宗教文化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传统或民俗,由于农村人口流动量少,这种民俗和迷信思想在农民心中根深蒂固。

(三)教育的失误,信仰的缺失。虽然我们的学校从小学开始,便有人生观、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教育等信仰教育课程,但是受“实用主义”、“拜金主义”影响,学校为追求“升学率”把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作为边缘课程悬之高阁;政府部门为片面追求经济的发展,精神文明建设而服从于经济建设;整个社会人人向钱看,笑贫不笑娼,凡此种种,使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判断标准都发生深刻的变化。加之社会的不定型性和多变性,造成一些人社会心态的浮躁和信仰的缺失。

(四)重视程度减弱,宣传力度不够。我国早在1995年便对14种冒用宗教名义邪教进行定性,但迫于西方国家利用人权对我施压,定性情况始终未见媒体做相关报道,各级政府并未引起高度重视,由于冒用宗教名义邪教组织欺骗性大,群众难以区别,因此,导致绝大多数部分群众在不知情情况下继续加入邪教组织。

(五)基层组织弱化,发挥作用不强。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的转型,在农村一些基层干部政权意识淡薄,政治敏感性不强。由于大部分基层干部对宗教和邪教分不清,加之长期共处一地,因此,不仅存在对邪教组织不会管问题,更存在不愿管、不敢管的问题,有的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低,缺乏政治敏锐性,对邪教组织活动熟视无睹,不闻不问,有的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甚至也加人邪教组织,对邪教组织活动起到推波助澜作用。

三、 针对农村地区邪教组织发展蔓延应采取的对策

(一)加强农村政权建设,强化战斗堡垒作用。农村党支部是党的最基层战斗堡垒,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最基层贯彻落实者,基层干部与群众接触最多,了解最深,是反邪教工作必须紧紧依靠的骨干力量。在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建设普遍弱化的情况下,要加大投入,强化教育,把广大农村干部反邪教工作意识提高,然后通过他们去做群众工作,可起到事半功倍效果。因此,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刻不容缓。

(二)丰富农村文化生活,从根本上杜绝邪教产生的源头。结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文化下乡”、“科技下乡”等系列活动,在农村建立起图书室、宣传栏以及“秧歌队”、“锣鼓队”、“门球队”、“舞蹈队”等丰富多彩的民间活动,活跃和丰富农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通过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使群众在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同时,享受精神上的愉悦,自动抵制邪教组织的侵蚀。

(三)开展反邪教警示教育,加强宣传力度。通过与群众面对面宣讲,制作宣传栏、刊板等形式,广泛开展科普宣传教育和反邪教警示教育,宣传邪教危害,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形成讲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氛围,让广大群众充分认清邪教反人类、反社会、反科学的反动政治本质,铲除邪教,使广大农民从思想上远离邪教。

(四)落实党的富民政策,拉近党群关系。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相继出台的一系列富民政策,如为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农业税,实行粮食补贴和农村合作医疗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受物价、建房、养老、看病、子女上学以及消费观念等影响,农民的实际收入与期望值相差仍很遥远,邪教组织的“祷告治病”、“练功消业”在农村仍很有市场,因此,各级党组织必须从“讲政治”高度重视农民的收入问题,摈弃官老爷作风,为农民多做好事、实事,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使农民实实在在得到实惠,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

(五)强化公安反邪教工作职能,充分发挥公安工作在反邪教工作中的主力军作用。邪教组织与国家安全密切相连,是当前社会政治稳定最大的威胁,因此,各级公安机关必须切实提高我们同邪教组织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切实肩负起“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三大政治责任。一是加强公安反邪教队伍建设,提升反邪教工作地位,反邪教队伍只能加强,不能减弱;二是开展公安三级工程建设,搞好基础调查,通过当前公安机关开展的警务区建设,走村入户,定期不定期开展调查,切实解决邪教组织成员底数不清问题;三是落实防控措施,彻底解决邪教组织成员活动无人管,不会管的问题;四是加强秘密力量建设,准确把握邪教组织活动态势,切实解决看不见,听不到问题;五是建立专案,适时开展专案侦察,对邪教组织中领头抗旗人物要依法严厉打击,决不使其形成气候。

编辑:Jacking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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