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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历史上邪教产生和发展的背景分析
作者:天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元 青 刘善红   来源:《中国反邪教通讯》   日期: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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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对我国历史上的邪教所进行的研究,已经取得累累硕果,不论是从政治学、社会学、还是从宗教学、法律学乃至人类学得视角对其发展的研究,都为我们层层拨开了中国历史上邪教的神秘面纱,也平添了学术争鸣的色彩。通过对以往研究中国历史上邪教问题历程的回顾,我们发现,对中国历史上邪教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研究一直较为薄弱。笔者试图在搜集、整理史料的基础上,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开辟新径,以历史上邪教产生和发展的背景为突破点,对历史上的邪教这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深度挖掘,展开深入研究。相信理解中国历史上邪教产生发展的背景,对于推进中国邪教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

究竟拥有什么样的特征可以被称为邪教,古今中外,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和定义。“邪教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的变化以及具体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它是一个历史上可变的概念”。“邪教”既是一个历史名词,又是一代现代名词。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以今天对邪教的定义来苛求历史上的所谓的邪教,也不能将历史上的邪教直接等同于具有反人性、反社会、反人类邪恶特点的当代邪教,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正是因为历史上的邪教与当代邪教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在讨论历史上的邪教产生和发展的背景时,必须对其做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我们发现,虽然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直呼其名来进行的研究较少,但是学界还是以其他的名义或者从其他的角度对历史上的邪教进行了研究。例如,不少学者根据现代的价值观念,从宗教学或社会学、民俗学的角度,把历史上的一些教派或膜拜团体称之为秘密教门、民间宗教或地下社会展开研究;有的学者则在阶级斗争学说的指引下,将这些组织及其活动都纳入到农民起义史或农民战争史中,主要强调他们的反封建、反压迫的一面,例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中的拜上帝教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是如此。回顾自1949年以来学术界关于历史上邪教问题的研究过程,我们发现,随着“革命话语”一统天下的形势的解构以及关注民间社会生活话语的流行,学者的研究趋势更多的是脱离政治话语的控制,不以现当代价值观念来评判历史上的邪教组织,而是还原其本来面目。这样,在研究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的称呼也就经历了“农民起义组织”、“民间宗教”、“秘密社会”、“邪教”的大致演变,在这种演变形势下,关于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中外学者的研究都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

二、 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一般指的是民间秘密宗教,即秘密宗教结社,简称“教门”。

“邪教”、民间教派、秘密教门之类,都属于民间综教结社,在中国最早起源于道教、佛教等宗教的异端教派,称其为民间宗教。我们主要是重视它们的信仰层面,称呼其为民间秘密宗教结社,我们主要是重视它们的反政府活动,而称呼其为“邪教”,则主要是从它们的反社会层面入手。勾勒中国邪教史的发展历程,除了道教、佛教等宗教异端的影响外,自西徂东而来的摩尼教及其演变而出的明教、中国传统的三教合一的思潮等都对中国历史上的邪教形成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具体来说,邪教在中国历史上的发展,我们大致可以将其分成明清以前、明清时期和近代以来三个大的历史时段进行研究。

明清以前,邪教的发育起自秦朝、西汉。它最初以巫术、邪术的形态呈现出来。从东汉末至五代近八百年的时间内,在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与活跃着五个著名的邪教教派,这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而生成的异端大乘教与弘勒教,以及从古波斯传入中国的摩尼教。这五大教派交相辉印,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话剧,东汉时期,张角“提出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这一带有谶语色彩的革命口号”,打起太平道的旗帜,发动了黄巾起义。与太平道同时而起的五斗米道,则在魏晋时期被引向了极端,成为孙秦、孙恩发动强势暴乱的号角。太平道和五斗米道是中国道教形成的早期形态,它本身的教义和理论也逐渐为邪教组织所盗用。随着佛教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南北朝时代的大乘教、弥勒教、发端南宋初年的白云宗、白莲教、肇始于明代中叶的罗教等,无不受佛教启迪。或成为佛教世俗化教派,或成为其流衍或异端,乃至下层民众对这类教派风行景从,云合响应,信仰之炽烈,往往又超过了对正统佛教的膜拜”。魏晋南北期时期,法庆将自己组织的“宗教”直接取名为“大乘教”法庆举事也成为中国第一次以“佛教”名义进行的一次叛乱,与此同时,在南方,由傅大士创教的“弥勒教”也以弥勒为信仰,应运而生,在历史舞台上崭露头角。隋唐之际,自西而来的摩尼教在跻身主流社会、发展成为中国正统宗教的通道被堵死时,被迫转向民间,流为秘密宗教。宋元时期,是中国邪教发展史上带有关键性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在此前传播过程中时运不济、命途多舛的摩尼教,吸取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间宗教的若干教义,使自己逐渐的中国化、本土化,到北宋初年演变成“明教”。而在南宋初年“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白莲宗,至元代末叶终于形成为民间秘密教派的白莲教,一经问世,就被红巾军大起义作为战斗旗帜,掀起了一场推翻元期黑暗统治的革命风暴。

明清之际,虽然统治者尤其是清朝统治者不遗余力的屡兴“教案”,查办邪教,镇压教匪,但似乎抽刀断水水更流,邪教活动反而相比以往更加频繁剧烈。这其中既包括肇始于南宋的白莲教,也囊括了明清之际新兴的罗教(无为教)、弘阳教、闻香教、八卦教和借用基督教某些教义创立的拜上帝教等。这一时期,“明清秘密教门有三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其一,教派林立,名目繁多,分布范围广泛;其二,以弥勒教(白莲教系统所奉)和无生老母(明末以后的众多民间教派所奉)为核心,信仰多元化;其三,秘密教门的反社会、反政府活动突出,政府的禁止、镇压措施日趋严厉”。

晚清民国之交,一方面由于秘密宗教内部的分化与演变,一方面由于社会制度、法律制度发生了变化,中国邪教史的发展轨道也由秘密宗教转变为会道门,并与各种政治势力发生关系。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并没有铲除民间秘密宗教赖以生存的社会土壤。因此,进入民国以后,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社会环境使得民间秘密宗教仍以迅猛的气势向前发展,而民国法律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又使得各种以会、道、门命名的民间秘密宗教成为“合法”组织,如虎添翼,在民国时代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与明清时期不再相同,民国时期的这些秘密宗教,无论是明清时期延续下来的老教派,还是民国时期出现的冠以“会”、“社”名明的新教派,并没有动辄遭禁的命运,而是大多数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通过以上对历史上邪教发展脉络的回顾,我们发现邪教属于下层文化系统的一个方面,但与上层统治思想又关联颇深,丝丝入扣。其实,“世界上著名的宗教在初起时无一不在底层社会流传,属于民间教派。由于逐渐适应社会的普遍需求,并在不断地抗争中,以自己的实力走向正统地位甚至统治地位;而后起的一些民间教派又往往是正统宗教的流衍或异端,由于宗教或世俗的原因被排斥在外,遂自成体系,发展成独立教团,并被迫走向下层社会”。正统宗教得到政府的支持与保护,邪教则遭到政府的取缔与镇压,但是,邪教可以发展成正统宗教,正统宗教也可以流变为邪教,这其中,我们可以以道教和摩尼教为例。太平道、五斗米道原本属于民间道教,在此后的二、三百年间,道教日益走上上层,成为正统宗教,跻身于封建统治思想的行列,而在唐朝时期一度被立为国教的摩尼教则在后来演变成了邪教。其次,我们也会发现,历史上的邪教是相互影响的,例如明代中期的罗教和闻香教,不仅在教派上有亲缘关系,两者的基本教义也十分相近。又例如白莲教的学说教义中也掺杂融合着五斗米道、摩尼教、佛教净土宗、大乘佛教的教义色彩等。这些邪教教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历史上民间宗教光怪陆离、色彩斑斓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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